李庄：09年6月11号，重庆发生一个爱丁堡枪杀案，枪杀案发生，揭开了重庆打黑的序幕。那是两个枪手把一个叫李明航的给打死了。李明航也不是好人，贩毒的。
    龚刚模是6月19号被抓，当时抓了他们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厨师，一个是他的司机，他在重庆有房地产啊，油漆厂啊，还有夜总会等公司。他是80年代卖摩托车配件起家的。哪些是黑社会犯罪所得，哪些是原始积累摆小摊儿，风里来雨里去挣的钱，现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划分，只要给你定黑，就全部没收财产，这是不严肃的。这个我们等会再说。我接着把我的故事叙述完。6月19号抓了龚刚模以后，6月27号他哥哥龚刚华通过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朋友，叫杨建青，也是我一个十几年前的当事人，杨在80年代初跟龚刚模一起做摩托车配件生意，跟我介绍说龚刚模这人非常讲义气，这回被抓了，我问什么罪啊，一把勃朗宁不锈钢镶钻手枪，别人买的给了他了，这回打黑的从他们家沙发下面翻出来了。我说就一个枪的事儿？他们说，就一个枪的事儿。
    我是第一次和他哥哥见面，我说，重庆可是开始打黑了。他说，不涉黑，就三个人，一个枪。我说还有别的事吗？他说还有几千万的高利贷的事，具体数额不知道。我想，中国也确实没有三个人的黑社会啊，说可以接。其实，我当时也不愿意去介入重庆的事，不愿意去蹚这个浑水。后来听说只是枪和高利贷的事，跟黑社会没关，我说可以，你们明天到我们所去办手续吧。结果他们这一走，6月，7月，8月，9月，10月，再也不见面了，也不来了，我都把这事忘了。
    结果到了11月19号，我在深圳，突然又接到电话，说李律师啊，我是小龚。我说谁啊？他说六月份杨建青带我去找你的那个，重庆的小龚。我说，哦，想起来了，你不是说第二天去我们所嘛，你怎么没去啊？他说，哎呀，不怪我，是我弟妹，龚刚模的老婆，她又找了成都的律师，找了三个北京的律师，都不让我见，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他这样讲，也就是说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两个阶段，找了好几拨律师，一律不让会见，现在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了，他说你能不能马上来一趟？我说，去可以，可是得办手续啊。他说，我弟妹就在北京，由她给你联系。我说好，让她跟我联系吧。
    放下电话后不久，龚刚模的老婆程琪就来电话了，她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330房间住院，乳腺癌，两个乳房都被切除了，而且扩散都肝，已到晚期了。两个输液管子插到胸前。她当时很微弱地跟我打电话，说，你是李律师么，我想见你一面，就是我老公那事儿。我说可以啊。这么多年来所有当事人找我都是到我办公室来，我不会去找你去，因为很忙。我一听她说话非常可怜，她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是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了，希望您能理解，过来一趟。出于同情，就开车去了大兴，振国肿瘤医院，那是11月22号，我跟她签了协议。当时问她什么罪你知道吗，她也说一个枪的事儿，还有几千万高利贷，非法经营罪。我说行，你还不知道几千万，也不知道多少事儿，还有好几个公司要破产重组。先草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在公检法和我们所的档案里都有，20万律师费，因为还不知道具体涉案标的到底多少。
    签了协议后，当晚我就带助理飞重庆了。到重庆后，龚刚华司机接我们到了五洲大酒店，住下没一会儿，龚刚华和他们家以前请的重庆的一个叫吴家有的律师就来了，吴以前是重庆公安局的，跟龚刚模专案组很熟，来了就简单的把公安局那儿“弄来的”的一份起诉意见书给我看了，那起诉意见书很模糊，很潦草，这时候看到了涉黑。我说，哎，这怎么又成了黑社会了？不是一个枪，一个非法经营么？他们说没有最后定，报了2次检察院涉黑，都给退回来了。我说，哦，那咱们明天再到法院看看吧。因为还没有拿到正式的起诉书，这是起诉意见书。23号早上我们去法院，接待的人叫张红，说你们先把电话留下，把手续交了，回去等通知吧。我和助理把电话留下了，还有名片，助理问为什么还留电话啊？我说涉黑的都这样，要监听你电话。
    洪道德：我的电话也经常受监听。
    李庄：我的电话他们也监听。听吧。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中午我们吃饭时候，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播出重庆最大的黑社会团伙，龚刚模他们三十四人，正好有画面，大家都看到了，09年12月23日中午，龚刚模走路的时候，都这样了（摇摆），让两个警察架着走，那时候我还没见过他，画面显示穿的是短衣短裤，录像显示的是七、八月夏天的时候，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这个视频我已经找到了，充分说明在我没见龚刚模之前，龚已经遭到了刑讯逼供。
    24号去到法院以后，就给我们复议材料，官方对外公开的材料是龚案34名被告人，2200套证据，109本卷谱，180名证人。我当时想，109本案卷，2200套证据要是摞起来，恐怕一人高绝对打不住的，可是我们在那儿看到的材料，也就这么厚，2公分。我当时就问法官，你们公布的那么多证据材料，你怎么才这么点呢？他说，没办法，检察院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毫无保留的给你们多少，至于其他的，我回答不了。我当时就提出抗议了，说如果这样，这个案子我们就没法辩护，你们必须把全部证据给我。他说，就这么多，其他的找检察院去要。当时发生了一点小争执。
    拿到起诉书之后，马上去看守所。因为7号开庭，时间很紧，我在车上就看，对助理马晓军说，你把龚刚模所有口供拿给我看。
    我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口供啊，比如，问：你那些小兄弟，都管你叫什么啊？答：管我叫大哥。问：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听你指挥么？答：都听我指挥。问：他们干的任何事你都知道么？答：我都知道。我一看，这还了得。所以到了看守所，我第一件事就是问龚庄国，这些口供你都看过么？他说，我没看过，都是他们写好了让我签字。我说，你签字的是什么内容你知道么？他说不知道。我就把口供给他念了，问这些都是你说的么？他说，我哪说过这话啊。就开始哭了。说笔录都是他们提前编好的，不签字就打我啊，我说，如果这笔录是真的，你就死定了。这是后话，开始，看守所都不让我们会见。
    我们到了看守所，把介绍信，委托书，起诉书，甚至开庭通知书都给了他们看了。他们说不行，不能见，要等专案组来。我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啊，你们重庆怎么这么搞啊。他说，那没办法。我说律师法有明确规定的。他说，别提律师法，我们警察就知道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是你们的。我说律师法也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啊，他说别说那么多。我就上楼找看守所所长，所长不在，住所检察官也不在，后来就下来在那儿等专案组。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第二被告人樊奇杭的律师朱明勇也在，后面一大群律师，都是龚刚模案的，我就在那儿和他们大声争吵，很多律师都在录像，吵了半天，最后还是不行，必须等。后来一辆依维柯来了，下来了十几个人，龚刚模案后面那些小喽啰，每个人会见一个警察监视就行了，我们会见就得4个警察监视，龚刚模后面站2人，我和助理后面站2人，我3次会见，都有警察在场监视。我怎么教他翻供？怎么教他编造？而且隔着铁栏杆，我想小声跟他说悄悄话都不可能。因为他们把龚刚模的椅子拉的很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问了龚刚模，他们怎么打我，他说吊我，我问怎么吊，他说，在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我说，你是一开始就被关到铁山坪了么？他说不是，我是6月19号抓了以后先关到南川看守所，关了2个多月，我什么也没说，人家也没打我，因为什么10公斤毒品啊，17支枪啊，500发子弹，一发手雷，一支冲锋枪，四条人命等，我都不知道啊。他们也没打我。2个多月以后，从8月份把我转到江北看守所之后，只给我办了个登记、照相，一天没住，紧接着就给弄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到那儿就开始把我吊起来。我说吊了多久，他说八天八夜。我说你别胡扯啦，八天八夜胳膊都要物理性断了。他说不是连续八天八夜，是在八天之中，下面放一个电脑桌，把我吊起来，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但脚跟踩不到。那个高度掌握的非常好，悬浮着，就脚尖可以够着。我说，你说的这些，有证据么？他把手腕给我看，皮都掉了，有疤痕。有人说我造谣，那是戴手铐紧了造成的，手铐扣得紧有压痕可以，但你不能皮给滑脱下来，现在也可以鉴定，龚刚模还活着，活人人体还在，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医去那儿鉴定，也会弄清是手铐紧所致，还是吊起滑脱皮肤所致。
    这就是铁山坪，口渴啊，饥饿啊，大小便失禁。因为是夏天嘛，穿着短裤，大便啊就顺着裤口下来了，他们审讯者也嫌臭啊。我问他打你了没有（指着我身后的警察），他说没有。我再指他身后的警察问，龚刚模说他没打，但他在场。龚刚模还说，他们让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我说，怎么还有卫生间呢？他说那也是个度假村，在旅游区，里面有客房，跟酒店一样。捧完大便到卫生间，然后让我脱下短裤擦地板，之后再裸体吊。说这些话时候警察都在，我有录像，警察也有录像，但他们不敢拿。拿了就说明他们监视会见了嘛。我问打你的是谁啊？说姓彭，叫彭伟。问他今天来了吗？说没有。那次刑警支队的何副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见裸体吊了，还说，干嘛呢？太不像话了，把衣服穿上。彭伟把我放下来，让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短裤继续吊。反正所有的口供，你不签字，就一直吊着。什么时候说可以了，再放下来，所有的笔录都是这样形成的。我说，好，将来开庭你一定要大胆的说出来！我实话告诉你，你要是不把这些揭露出来，枪毙你是没问题的。必须把这些笔录推翻。这是我的原话。一定要大胆的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三个字不知道，不要多说。这句话公安局给了中青报，中青报就说，李庄告诉龚刚模，什么事就都说“不知道”三个字。抹黑我就是这样来的，“不知道”就是这样来的。这是第一次会见。
    第一次会见之后，晚上吃饭，龚刚模的哥哥还有律师我们一起晚饭，说内线消息：你今天表现太冲，可能你离不开重庆了，你复印的那些资料赶紧给我，我多复印几份，可能你那些卷宗都不能带着离开重庆了。我说没那么复杂吧？然后他堂弟龚云飞，给了我一大把电话卡，七八个吧，说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吧，打完了就扔，我们负责提供电话卡。我当时说，干嘛呢这是，重庆也是社会主义啊。他说，我们重庆就这样，你可千万要注意。我当时就没听，那一把电话卡抓我的时候还在我身上呢。他们一再说，你可能离不开重庆，非常危险。我没当回事儿。这是24号晚上说的。25号我在酒店一边看卷，一边挑漏洞，疑问。电脑都都记录下来了，一共三十七八个，准备下次见龚刚模要核实的问题，卷宗里我弄不懂看不明白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要找他一一核实。26号我又见他去了，还是不行，不让见，还得等专案组。我就又急了，说这不行啊，这7号开庭就开不了了，你们看守所公安局要负责任的。他们说，负就负吧。我们看守所就像仓库保管员，只要别弄丢了、弄坏了就行。我上楼又找驻所检察官，还是不在，但是碰上了看守所的副所长周青。我说，你们就这么监视律师会见、阻挠律师会见，将来这个庭很有可能开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庭，影响那么大，你们国内外又造了那么大的势，是你们重庆打黑最大的一个标志性黑社会案件，打黑除恶的一个源头就在这儿，周也说奉命行事，没办法。
    龚案笔录更是漏洞百出，打个比方，把杨的笔录粘贴到李那里，居然连称谓都不变！笔录就在我家，将来我会公布出去，最可笑的是，笔录问答一样、标点符号一样，甚至错别字、方言都一样。我对几位教授说这些，他们也都看了，最后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龚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第二，在6.11爱丁堡枪杀案中，不负主要刑事责任。五位专家都签字了，我问他们：“怎么叫不负主要刑事责任？他（龚刚模）根本就没责任！”后来老师说：“李律师，给重庆留点面子吧，不能说根本没有责任，能保他的命就不错啦。”就这样，专家意见书形成，得出上述两点结论。
    该案中涉及的4条人命，10公斤毒品，17支枪，1把手雷，500发子弹，1支冲锋枪，所有的涉及人命的案子，嫌疑人的口供全部一样，都没有提到龚刚模这三个字，包括有关10公斤毒品的4个嫌疑人的口供、17支枪相关的嫌疑人的口供，根本就没有提到龚刚模这三个字，但为什么龚刚模排黑社会老大，得出一个结论：涉案的34个人中，最有钱的就是他，身价过亿，而其他的都是社会上的小混混。
    （杨帆）“一句话，龚刚模养了这些小混混。”
    这句话要看怎么理解，我不承认龚刚模养了他们（黑社会）。我在法庭上公开亮明了一个观点，我说龚也是长期以来被黑社会打压、敲诈的一个被害人，怎么成了黑老大呢？公诉人马上反驳我，我对公诉人说：“你们不要反驳我，是你们提供给法院的口供，你们可以看这是不是我教给他的，龚刚模在见我之前，就已经向公安机关说了，“有一次，樊奇杭要买大奔，需要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说，我考虑考虑吧，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老婆在，我老婆劝我不要和这些人来往，我说这些人咱们惹不起。”这是龚刚模认识我之前在公安机关的笔录，是我教给他被敲诈的，还是他确实被敲诈的呢。给我定罪是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编造被敲诈，可这些事都是在认识我之前发生的，怎么能是我编造呢？而且我一个外地的律师，编造了铁山坪，（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民兵训练基地，编造了彭伟、张科、何副支队长、编造了一男一女两个医生给他看病，编造了一个姓王、一个姓唐，这些东西怎么可能编出来呢？见了他一次，编的有模有样的，这是我能编的吗？”
    （杨）“关键是你都编对了。”
    一审宣判后，我曾对公安局长说，因为他既是我的专案组长，也是文强专案组长，还是龚刚模专案组长，“你记着，转告你们领导，要想把龚刚模案和李庄案办成铁案，先不说龚刚模案，就我这个案子，要是办成铁案，我教给你们一个方法，”（我们在看守所办公室面对面说）他问什么方法，我说尽快把龚刚模干掉，否则的话，这个案子早晚有一天要翻案。（他说）“你放心，我们绝不会那么干，我们会依法办事的。”我说只要你们留他活着，早晚有一天他会说话的，这不，现在已经开始说话了，从监狱里带出消息表示忏悔，要对我补偿，把你的饭碗砸了实在抱歉，我也是被逼无奈。这些话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他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死。中国司法史上，（你可以问洪教授）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黑社会案，老大不死，老二到老六都死刑，开创了中国司法史上的先河，为什么老大不死呢？检举我立功了呀！所以我对公安局长说把李庄案办成铁案，就得把龚刚模干掉，必须这样做，否则早晚会翻案，这是二审开庭之前说的。为什么出现李庄案，为什么要抓我？关键是第三次会见龚刚模，我一共见了龚刚模3次。
    09年12月1日，陈远平庭长给我打电话，说龚刚模案影响很大，让我提前过去庭前沟通，我说2日有一个重要会议，最早2日晚上才能过去，我和他约定3日见面。2号下午，我和几位教授一起开专家论证会。当晚飞重庆，还是住在五洲大酒店，3日一大早，我就去了中院，审判长和我提前沟通，他的意思我也明白，（这也是北京律协领导的意思）就是要看看你这个北京律师到底有什么招数，我将来开庭审判能不能对付得了你，就是要摸摸我的底牌，我就与他见面了，陈远平厅长，主管刑事的李副院长，旁边是合议庭其他成员，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他肯定是打黑办的，或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法院的这些人都做了介绍，但是那个人没向我介绍自己。他们说：“我们想听听你对龚刚模案的辩护思路、辩护方案。”我坦诚地讲，“刑讯逼供，假口供，绝对不能用，要是用就闹大笑话了，比如说，我给你看看，第一，好几十页的起诉书，缺了第13页，给你看看。”书记员说：“马上换！”他进去重新拿了一份起诉书。“第二，没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马上给、马上给”（书记员）又去给我拿来。“第三，你们声称共109本卷宗，2200份证据，而我看到的就这些，你们能不能给我完整的看看，这样我可以辩护充分。”他说“检察院就给我们这么多，没有办法，这个问题我们做不了主。” “第四，我要求龚刚模验伤，如果不验伤，那么这些口供就是真的，如果按照口供来，我无法辩护，他肯定要被枪毙，4条人命，500发子弹，17支枪，1把手雷，1支冲锋枪，10公斤毒品，哪个罪名成立，都不能保住他的性命，要想保命，那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就存在异议，必须验伤，否则不能开庭。法院讲“来不及验伤，好几十位辩护人都通知了，开庭时间不能变。”我也没有客气：“我顾不了那么多，作为辩护人，我只能做辩护人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我给他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网上可以找到，你们可以看看，就是我为东北的一个涉黑老大朱立岩的辩护，当时的情况和你们重庆这边一模一样，为什么说一样呢？就是再开庭前，我问审判长被告人在哪关押，审判长都不知道，最后说被告人在沈阳警察学校，我找到警校提出要见被告人，收发室说我们这是学校，哪儿来的被告人？我就给审判长打电话，“你说被告人在警校，可警校说不知道啊，如果这样，你们那天肯定不能开庭！”审判长电话中说：“你别急，我马上通知他们过去。”后来，审判长通知打黑办的人过来了，把我带到警校地下室，被告人提了出来。我让他（打黑办的人）回避，他不肯走，我说你要是不走我们没办法谈，就与他吵起来了，所以就没会见成，我说“算了，你在这呢，就不会见了，押回去吧。”我就走了。我走了以后，开庭的前一晚我就和一位法院领导探讨，不让我见当事人不行，否则第二天不能开庭。他说明天必须开庭，法院连盒饭都准备好了，几十个被告人，各区县的法警都调来了，通信组、后勤保障组、警卫组、交通秩序组、人大政协观摩组等等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说不开就不开了？我说你们肯定开不了，他说我们必须得开，第二天一开庭，审判长宣布：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我举手示意审判长：“审判长，我有话说。”审判长说：“你等会儿再说”，他继续进行：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我再次举手“审判长，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说。” 审判长说：“会给你说话的时间，现在不该你说话呢。”他再次开始宣读。我就站了起来“审判长您要是不让我说，这个庭没法开了，我走！”我拿起电脑就走了，到了门口，我扭头冲审判台说：“被告人如果不判死刑，你们可以继续开，如果判死，你们开庭是非法的，因为我至今都没有合法会见被告人，我怎么履行辩护人职责啊？要开，你们自己开吧！”我扭头就走了。
    要判死刑，必须有辩护人，我当场离开，审判长当庭宣布：鉴于辩护人“无故”退庭，由被告人及其家属三日内另行委托辩护人，逾期本法庭将依法指定。被告也当即提出：我继续请北京康达律师所的李庄，审判长又宣布（当着那么多媒体）：经合议庭决定，李庄不得再担任你的辩护人。这就是中国司法史上有一个笑话。公权力怎么可以随意干涉私权利呢。你凭什么干扰别人请律师。后来，法院还真为被告人指定了两个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去看守所会见。朱立岩一见就问：“你们是谁啊？”“我们是法院为你指定的辩护人。”被告一听扭头就走，说我就要见李庄。这事一拖就拖了好几个月。结果，法庭妥协了，把审判长给换了，允许我继续去辩护。
    后来他们到北京告我。第一个罪名，扰乱法庭秩序罪，结果北京说，这个罪名是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持械冲击法庭，辱骂、殴打审判公诉人员，才能被称作扰乱法庭秩序罪，所以第一个罪名不成立。第二，建议吊销他（李庄）律师执照，没有违反律师纪律，凭什么吊销他的执照呢？第二条又不成立。第三条建议他退出该案，不要代理了，北京答复，是否退出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我们不能强迫他退出。三条都不成立。结果我继续作为代理人。
    我把以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给陈元平庭长和李副院长还有旁边坐着的公安局的，他们一听，全愣了：这家伙，要这样搞，我们重庆的案子哪个经得住你这样弄啊。他们说“你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你们回去等通知吧，这庭可能开不了了。”12月3号中午近1点谈话结束。
    4号，我就给陈元平庭长打电话，庭还开吗？答复再等通知。5号又打电话，（陈）还是回答，继续等。原来预定的7号开庭。各地记者有的已经到重庆了。因为这是重庆最大的黑社会团伙，有些记者知道我是龚的辩护人，都找我这问。我说这个庭可能开不了。他们问为什么不能开啊。我说，你得问法院去。到了5号晚上，书记员来电“7号开庭取消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啊。“另行通知吧。”然后电话挂了。我接完电话，马上和我助理说，赶紧收拾行李，他们要动手了。这时我拿起电话来给《财经周刊》的记者王贺岩、《21世纪》的欧阳洪亮打电话，我说这儿很危险，他们很有可能要抓我们。7号的庭不能开了。之后，我开着车，跟王立军撤退的路线一模一样，哦，是他学我的路线。上了成渝高速，一路狂奔，到了成都，但我没进美国领事馆。我们住在了成都凯宾斯基酒店。我没敢从重庆江北机场走，我怕走不了。到成都时已经凌晨1、2点了，第二天，我让我的助理再回一趟重庆，他说干嘛去？我说你回重庆告诉龚刚模，7号的庭不能开了，告诉他不用怕。再回我们住的的那个五洲酒店看看，有没有公安来过的迹象。因为当时走得急，没有退房。另外，你让龚刚模再签一个字，因为之前的会见笔录，没有他的签字，按理说龚刚模应该签一个字。因为我这助理是第一次跟我出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确实有会见记录。
    第二天助理回重庆了，见到龚刚模说7号这个庭不能开了。让他签了个保证不自杀，不自伤，不自残的保证书，主要是怕别的人对他有什么想法。有了这个保证，别以后他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第二也是弥补一下我们之前的会见笔录没签字。
    我在成都住了3天，在河北住了2天。办另外一个案子。（旁边人：你已经感觉有问题）肯定有问题，而且内部消息已经来了。重庆有很多朋友，已经和我说他们要动手了。他们已经研究了好几次。因为他们11月来北京汇报的时候，北京这边就有人透露重庆对我非常不满了。
    我们是12月11号中午回北京的，下午3点半，我接到了陈远平电话：“李律师啊，龚刚模在里面情绪不稳，你能不能来一趟。”我这也不是维稳的。我说得了吧，你们不就是想诱捕我吗。直接挑明了说嘛，用不着这样，我14号、15号在最高院开两个庭，一个是河北柠檬公司的，一个是天津房地产公司的，都是申诉再审。我说我最晚15号过去，不用来这套。陈说：不是，不要误会。我说你要不是，我让我助理过去行吗，他情绪不稳，我的助理过去平稳平稳他的情绪。他说要那样的话就算了吧，就把电话挂了。这不明显就是为了抓我吗，我当时还和领导半开玩笑说，他们要诱捕我，如果我真犯了罪，今天我就当做是向组织上投案自首吧，你要给我作证啊。领导听后，哈哈一笑，不会吧，哪能呢。后来我们一起吃晚饭，8点多左右，我开车往家走，一边走一边给龚刚华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最后我通知我助理，你一定要和龚的家人联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等我到了家，刚出电梯进家门，助理来电话了，当时是9点半，说龚刚华刚刚被公安局给抓走了。一听这个，我连风衣都没脱，行李箱也没放，扭头就对我老婆说，这家不能呆了，重庆马上来抓我，我得走。我老婆儿子很着急，为什么抓你啊。我说你们放心，我肯定没犯罪，有很复杂的原因，你们收拾一下，等会儿他们肯定来。这时候是晚上9点四、五十吧，我刚下楼开车走，他们就到了。但是他们也没搜到什么，虽然龚刚模案卷宗在家，可是他们竟没发现。这是11号晚上的情况。
    当晚离家之后，我住到了一位领导家里，他说你就住我这儿吧，哪儿也别去。第二天上午，我们所开了一个会，决定退出所有重庆案件，这个决定也当即向司法局、司法部报告了，领导们很高兴，对我们的配合表示满意。我也当即用手机短信通知了陈远平庭长：退出重庆所有案件的代理工作。
    中午大家一起吃了饭，领导还嘱咐说，你哪儿也甭去，就在这呆着啊。可是我总觉着，龚刚模的庭随时要开啊，签了协议收了费，总不能这么等吧，要跟人家说一声吧。然后就翻通讯录，找到了5、6个人。趁领导睡觉去了，我就开着车去大兴那个振国肿瘤医院330病房，去向龚刚模老婆解释，情况非常紧急，他们要抓我，抓了我不要紧，主要是对你老公的辩护不利。当务之急是赶紧换人，这些人你挑一下。她说我怎么能挑呢。我说给你推荐几个人，你从里面选。她说我谁也不认识，你就看着办吧。刚说到这儿，其实进去没几分钟，嘭，门就开了，呼啦啦就冲进来一大帮便衣，他们早就在这儿提前埋伏好了，（旁：在大兴那儿把你抓？就在病房啊）说话是东北口音，都是从东北调到重庆去的嫡系、哥们嘛。我当时第一反应，赶紧跑，因为是3楼，窗户还开着，我差点从那跳下去。我进去谈话的时候，把我回见龚刚模3次的录像录音藏到了卫生间，就是她病房卫生间洗手盆下边的小柜子，打开门，放到里边了。
    旁：他们进来了，你怎么放进去呢？
    李庄：那是他们进来之前放进去的，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得保存好了。我在会见之后，回北京让她看过，我跟龚刚模的对话，他一边看一边哭，说怎么挨打嘛？唉，对了，那天去呢，我先把这个东西放到（那里），因为我意识到有危险，我说我给你几个领导的电话，你要记住，我一旦被抓，你马上通知他们，她都记下来了。所以说我被抓以后，第一时间她就报告了有关领导。
    我当时确实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在法庭上也说过，我想演一场21世纪的追捕嘛，我要出去寻找（刑讯逼供）证据，取证以后给那些领导看，真相是什么，但是我动作太慢了，结果被拿下，我说你们没必要这样，我跟你们走，你们说去哪就去哪。他们不管那么多，几个人就带着我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我从330病房到电梯一共有三十来米左右吧，也不太远，我在进入电梯之前，听到病房那边传来一声惨叫：“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声惨叫是我至今解不开的一个谜，那么的声嘶力竭。
    旁：从哪里发出来的？
    李庄：病房啊，就是程琪喊出来的，她本来声音没这么大，平时跟我说话已经都没气儿了，但是那天一声歇斯底里。我估计他们在翻箱倒柜，她为了保护那个东西（录像），但是没保护住，那个东西被他们拿走了。
    旁：哦，就是卫生间里那个，被他们翻出来了。
    李庄：对。半年多来，我为什么没有发声啊？从去年6月11号出狱，7月、8月、9月、10月、11月，我没闲着，我在找一个人，（找我的录像）我知道程琪死了，但是给她陪床的那个女人，是她发小，我终于找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姓T，叫TXX。我就想知道，我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她说你走了以后啊，他们也把程奇带走了。我说怎么带走呢？她当时正在输液，瓶子里边还有很多液体，分成两根管子下来分别从双肩插到胸前，它不是咱们一般的静脉点滴。她说他们把程琪（撤除点滴）带哪儿去了不知道。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呢？她说晚上十一点左右，从五六点带走，到十一点回来。一共五六个小时的讯问。病房里所有的东西，他们该翻的都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翻的时候也不让我看见。所以说，我断定那些东西（录像）落在他们手里了，再找回来是毫无希望的。我的博客《再审申请书》里也说了，今天，我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为什么今天申诉？因为要找的证据，该找到的已经找到，没找到的也不可能再找到了，所以在我被抓两周年纪念日，12月12日，也是西安事变的纪念日，我向最高院提起申诉。12月12日，我跟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到最高院去的。最高院说你得经过当地高院处理完了，不服你再来。我就专门加了一个括号，是依照惯例而不是法律。中青报那篇抹黑我的东西，胡编乱造，说我给同行发短信“人傻、钱多、速来”，你说这都是什么词啊，我得问问，我是用那个手机发的，接收人是谁，你给我拿出来，否则就是对我进行诽谤。但是，东城法院不敢受理，人家也很坦诚，我说那你给我一个东西吧，我去上诉，人家说就是三个不了，案立不了、东西给不了、理由回答不了。其实东城法院不敢受理，本身就证明了一种倾向、一种意识，因为他们没法儿审，审什么，审谁，审完以后怎么判，这么大难题，他无法跨越，这里面最大障碍是政治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而且在我6·11出狱之前的6月8号，有关机关开了一个会，制定了6套预案，就是李庄三天以后该出狱了，怎么应对，李庄召开记者招待会怎么办、到最高院申诉怎么办、到天安门、新华门闹怎么办、王府井打标语怎么办……后来6套都没用上，我出来以后老老实实的什么也没干，我去找人，找证据去了，出狱第三天，有关组织，甚至还有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扛着米啊，面啊，油啊，来我家了，我说你们来慰问呢，还是维稳啊，你们放心，第一我不会闹事，第二，我不会发表反党反政府言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构建在法治的框架内，抒发忧党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一点你们放心，我不会做过激的行为。我现在在网上发微薄什么的也都很注意。（旁：那你当时被抓进去，有很多人做你的工作吧？）那一段网上有爆料的，12月12号晚上抓我到重庆，直接给我到带到了审讯机场，（旁：你写了嘛，王立军亲自带队是吧）他们当时把我的车、我的钥匙，当时最关键的是，他们抓我的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专家论证意见书”在哪儿？“授权委托书”在哪儿？龚刚模签字的那些空白纸在哪？那些都在我的后备箱里，我说我没开车，但是他们搜出了钥匙，他们在停车场寻找，很简单就找到了。他们说你当律师怎么能说瞎话呢？我说那看对谁说了，对你们不能说真话，完了就押着我就去首都机场，到了机场7点多，最后一班航班9点多，到重庆12点多了，王立军穿着风衣，在飞机下面迎接我，说“李庄，我们又见面了”，因为十天前的12月2日，我们在头等舱见过面，他们是来北京请示要抓我，身后跟着5个保镖，3个坐在经济舱，2个跟他坐在头等舱，我的助理也坐在经济舱，我跟王立军隔一个过道。我们谁也没说话，飞机落地以后，人家有专车可以开到飞机下面，但重庆检法两院院长没有这个待遇，舱门开了以后，我让他先走，他2个保镖也跟着，我就跟在后面走，走到廊桥，有一个小门，人家就从那下去了，我不知道，我也想跟着从那下去，我一看那下面二三十个人，那是人家部下迎接他的，结果被保镖一拦，说你不能从这走。示意我朝旅客通道走。
    接着吧，我被押下飞机后，王立军第一句就说“李庄，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这不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
    “你不要以为你那张网，我们撕不破”。
    “我没有任何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我们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摆这么大阵势干嘛啊？这是奥巴马到访啊、或是抓本拉登啦，我就是一普通律师，你弄这么大阵势得花纳税人多少钱啊?”
    “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这就是我俩在机场的对话，当时现场有一排特警，头顶钢盔、脚蹬皮靴、胸前都挎着微型冲锋枪、身着迷彩服。一群照相机、摄像机都冲着我，镁光灯哗哗的，警车闪着警灯，把飞机包围起来啦。对完话，王立军用手指着我，对身旁的警察说：你们开始执法吧，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专案组的说：明白。然后咔嚓给我带上手铐，押上警车，一个车队，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全程戒严，每一个路口都有防暴警察，挎着微型冲锋枪、身着迷彩服，就是想从心理上给你造成强大冲击，让你意识到你犯了滔天大罪，死到临头了，把你的嚣张劲儿打一打，不过说实话。对我没起到太大作用。你知道重庆为了我的事情花了多少钱吗？直到今天仍然在花钱，洪老师能想象出来吗？在李庄事件上，财政支出多少钱？从策划、抓捕、媒体跟进、差旅费、汽油啊、交通啊、酒店啊、通信啊、开庭、后勤保障、复印打字，你说得花多少钱啊？据不可靠消息，专政机器对李庄事件的运行成本，有三千多万，现在还在花。因为李庄申诉、马小军起诉重庆公安局啊。